我100天前離開了 CDC。我對該機構最糟的擔憂正在成真

(SeaPRwire) –   一百天前，大約在八月底，我與兩位同事一同辭去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首席醫療官的職務。我們離開是因為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為科學誠信受到侵蝕，國家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 (HHS) 部長 Robert F. Kennedy Jr. 的領導下被。當時，我們敦促國會、專業協會和公共衛生利害關係人介入，以免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我離開時抱著希望。

在我辭職後的幾週內，全國上下都給予了關注。公眾開始審視來自部長的錯誤資訊、麻疹疫情應對中的混亂、前所未有地解雇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 (ACIP) 成員，以及 CDC 與公眾溝通方式的令人擔憂的轉變。

這股公眾關注在九月的 Senate HELP Committee 聽證會上達到高潮，前 CDC 主任 Susan Monarez 在會上告訴參議員，她被要求蓋章同意疫苗建議並解雇資深職業科學家。我也作證說，我是透過推特才得知 CDC 指導方針的變動、部長在麻疹疫情期間推廣未經證實的藥物，以及 HHS 領導層在標準流程之外提出數據請求。

但今天，一百天過去了，情況並未改善，反而惡化了。而國會仍未能採取行動。

今年夏天早些時候，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在其預算條文中，反對 CDC 繼續聘用政治領導人。HHS 再次無視國會指令。自九月以來，CDC 又增聘了至少兩名政治任命者，現在主任辦公室共有 14 名政治領導人，卻沒有任何職業科學家。代理 CDC 主任 Jim O’Neill 既不是科學家也不是醫生。這些最新的聘用人員，Mark Blaxill 和 Dr. Ralph Abraham，都曾公開發表反疫苗言論。

十月，我們目睹了更多 CDC 員工被解僱——儘管其中一些最終被恢復——包括那些負責伊波拉和麻疹應對措施的員工。此外，部長一再呼籲「黃金標準科學」和「徹底透明」，令人費解為何倫理辦公室、機構審查委員會辦公室以及監督聯邦諮詢委員會的單位會成為目標。

CDC 網站已從一個數據密集型網站轉變為帶有政治議程的頁面。該網站現在負面提及移民、墮胎、性別意識形態和減害。數據和科學應該是 CDC 的核心，而不是意識形態。對「mpox」的提及已改為「monkeypox」，儘管 WHO 在 2022 年建議使用前者以避免污名化。而在十一月，CDC 科學家們醒來後發現一個關於自閉症和疫苗安全的新修訂頁面，歪曲了數十年的研究。幾個衛生部門現已從其網站上刪除了指向 CDC 的連結。

在十一月的一次高層領導會議上，提出了十六項戰略舉措——這些舉措由政治任命者制定和指導，未經科學或項目審查。透過一份廣為流傳的 PowerPoint 簡報，我了解到一些優先事項，例如「提高科學嚴謹性」，並非由科學家領導，而是由兩名政治任命者領導：一名航空律師和一名擁有一本自助出版關於天堂書籍的房地產經紀人。

本週十二月的 ACIP 會議創下了歷史新低。關於乙型肝炎疫苗的三位演講者都不是疫苗科學家，其中兩位曾合著過一本關於自閉症的書籍。此外，部長的盟友，一位反疫苗訴訟律師 Aaron Siri（他曾向 FDA 請願撤銷小兒麻痺症疫苗的批准），獲得了一個平台來介紹兒童疫苗接種時間表。我們在九月就看到了這個預演，當時新的 ACIP 專注於疫苗的假設性風險，同時淡化既有益處，並投票限縮了 MMRV 和 COVID 疫苗的建議。結果是特定人群獲得這些疫苗的機會減少了。

CDC 新方向的後果並非理論性的。它們正顯現於兒童醫院的病床前。我們看到因疫苗可預防疾病（包括百日咳）導致的兒童死亡人數增加。本應迅速制止的麻疹疫情由於壓制疫苗安全信息和延遲行動而持續。這些不是臨床醫生或衛生部門的失敗，而是聯邦領導層的失敗：當受信任的科學聲音被意識形態領導人取代時，這是可預見的結果。國家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正在不穩定。

疫苗已成為最明顯的燃點，但更深層次的危機是，美國是否會繼續擁有一個能夠保護國家的科學驅動的公共衛生機構。我們在 CDC 所目睹的並非改革，而是在掏空一個美國人在每次緊急情況下都賴以生存的機構。夏末以來的這些行動將使國家對下一次麻疹疫情、食源性疾病群、孕產婦死亡危機或新興大流行準備不足。這些變化正在悄然、迅速地發生，幾乎沒有任何監督。

當我辭職時，我曾相信國會兩黨成員會介入。一些人曾私下在與我的簡報中表達過擔憂。但有意義的監督卻一直缺席。國會有工具：聽證會、傳票、撥款條文、吹哨人保護和法定保障。但未使用的工具就是浪費的工具。

在一百天的關口，我們有足夠的數據點來知道這不是一系列孤立的錯誤。這是有目的地重塑 CDC，使其偏離基於證據的實踐，轉向意識形態驅動的治理。今天，我再次呼籲：國會、州長、衛生系統、科學學會和私營部門必須採取行動。不是發表聲明，而是實施監督、施加壓力，並保護那些繼續以誠信服務的職業員工。正如醫生必須始終為其患者做正確的事情一樣，我希望國家領導人會為他們的選民做正確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為了確保連任——我也希望專業組織和機構會為美國人的健康發聲，而不是因為害怕失去資金而保持沉默。

我辭職並不是為了做一個象徵性的姿態。我辭職是因為保持沉默會讓我成為同謀。我發聲是因為對兒童、社區和我們的準備而言，利害關係太高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將決定損害是否會變成永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