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破碎的家園夢想

(SeaPRwire) –   在我二十多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往返於香港市區和新界之間。新界是一個多山的地區，我的大學校園就位於此。無數個下午，在校園門口外，我會登上巴士，看著巴士繞過吐露港時遠處鬱鬱蔥蔥的群山。不久後，巴士會向左轉，一排淺棕色外牆的高樓就會映入眼簾。那就是宏福苑。

對像我這樣的許多香港人來說，這些高樓是大埔新市鎮的標誌，也直觀地提醒著我們，即將從新界的翠綠原野，前往香港�鬧市區。當我閉上眼睛，仍能看見大埔彎曲的鐵軌環繞著吐露港的海岸線、擁擠的巴士總站，以及工人階層居住的一排排住宅大廈。在這一切之中，宏福苑的八座高樓聳立著。

2019年大規模民主示威活動後，我搬到台灣完成我的第一部小說。在隨後的幾年裡，我沒怎麼想起大埔，以為它會保持不變，承載著我對香港的記憶。今年，我決定回家探望家人。

11月26日，也就是我計劃出行的前一天，宏福苑發生了致命火災。我一下飛機，就和幾個朋友在一家茶餐廳相聚，吃煲仔飯作為晚午餐。那時，火勢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上仍鋪天蓋地都是這些高樓上熊熊烈火和濃煙彌漫的畫面。這次重逢令人淚流滿面。我們驚恐萬分，苦苦尋找安慰彼此的話語。至少有 人喪生。

接下來的幾天，我一直恍恍惚惚。我時刻不停地刷著悲傷的新聞，關注著被救援或找到的人以及寵物——貓、狗、烏龜。居民、家務助理和建築工人的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晚上，我和大學時期的朋友一起吃晚餐，他們中有些人仍住在大埔地區。我害怕看到曾經熟悉的地標如今被燒黑的輪廓。

這場可怕的事件讓我們從噩夢中驚醒：一個安全、恆定不變的家的想法只不過是一場夢。

20世紀50年代，當數十萬內地人逃離政治動盪，到香港尋求庇護時，香港出現了嚴重的住房短缺。英國殖民政府開始建立安置社區。這些建築代表了現代香港最早的公共房屋項目。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它們發展成了大型出租屋邨。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它們提供了適度的舒適和一定程度的穩定。

在我生命的頭五年，我家住在九龍的一個公共房屋單位裡。九龍是一個與香港島隔維多利亞港相望的北部地區。在那座大廈裡，走廊圍繞著一個中央采光井。我喜歡和大樓裡的其他孩子在走廊裡跑來跑去。一聲呼喊就能讓幾層樓的鄰居都聽到。在開放的井道裡，我們生活中的愛恨情仇就像一場公開上演的肥皂劇。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家庭聊天、夫妻爭吵、烹飪的香味和煙味都是大家共享的。我們見證並參與了彼此的生活。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住房短缺問題仍在持續。政府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HOS），幫助家庭購買資助公寓。當他們騰出出租單位時，更有需要的人就能搬進去。大約十年時間裡，超過二十萬個家庭成為了居屋業主。1983年宏福苑建成後，迎來了數以千計的家庭。

從公共出租房屋搬到居屋公寓，常常感覺就像中了彩票一樣。我的一位姑姑非常渴望擁有一套居屋，她每月都去佛寺，並堅持吃素兩年，以積累善緣。對她那一代人來說，從在公共屋邨交房租到擁有一套居屋，意義遠不止於換個住址。終於，他們可以買更好的家具，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最終還能把房子傳給孩子。

20世紀90年代，我的父母很幸運地在新界將軍澳地區獲得了一套三居室的居屋單位，大多數居屋項目都建在這裡。牆壁依舊很薄，但我不再是在走廊裡跑來跑去，而是有了一個真正的遊樂場。像將軍澳和大埔這樣的新市鎮出奇地相似：生活圍繞著一個低層購物區展開，那裡有一家超市、一家茶餐廳、一家麵包店和一家診所；附近有一個濕貨市場出售海鮮和肉類，還有一個帶長椅的花園供居民閒逛；在社區體育中心，乒乓球桌總是很繁忙。許多居民的日常生活完全局限在這個範圍內：買雜貨、送孩子上學、看醫生、拜訪朋友。人們還需要什麼呢？

火災發生五天後，我終於做好準備去宏福苑獻花。我第一次來到這個社區時，看到一些正常的日常生活場景仍在繼續，感覺很奇怪。商店開著門，學校也在正常上課。

但當然，一切都變了。社區中心的一部分被指定用於家屬辨認死者。中心的一片空地被改成了避難所。裡面鋪著薄而皺巴巴的床墊。住客們寥寥無幾的物品排成一排擺放著。

那天早上，我順道去了一家冷清的洗衣店。我在當地報紙上讀到了一篇對店主的採訪。她告訴記者，她的大多數常客都是宏福苑的居民。火災發生後的日子裡，她一個一個地給他們打電話，關心他們的情況。透過窗戶，我看到了一堆堆乾淨的衣服。

我忍不住想著這些整齊疊放的衣服。對一些倖存者來說，這些可能是他們火災前生活中僅存的財物。有些衣服可能會在那裡放很長時間，口袋裡塞著取衣票，等待著永遠不會來的電話。